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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尽管这种二分法的新颖性并不抢眼，但在后面的讨论中，存在意义上的代表问题就开始显现出来。

[viii] [德]迪特儿·格林：《现代宪法的诞生、运作和前景》，刘刚译，法律出版社2010年版，第93页。本文尝试探究第三人公权利的形成逻辑及关系结构，以期为行政法上的第三人保护提供以公权利为基础的稳定的建构机制。

[xli]如今，根据最高人民法院的司法实践，权利不仅包括公法领域的权利，而且也包括尚未实定化的权利和法律保护的利益，如信赖期待利益，[xlii]甚至值得保护的合法权益也属此列。例如，第三人的利益经常被视作干预的正当化理由。[xvi]除了传统的许可请求权之外，行政法理论也承认第三人针对许可的防御请求权。[xxiv]即便是与相对人具有紧密关系的第三人，也处于行政机关的一般保护之下。[xxxvi]公权利概念及其与反射性利益区分的严苛性在二战后的德国得到极大地缓和。

在判断时，法院应关注受影响的利益、行政活动与第三人遭受损害之间的因果性以及行政机关对第三人利益损害的可预见性。以命令或禁止为代表的行政行为介入私人的自由领域，直接在国家与私人之间形成干预—防御的二元法律关系。我们靠某一领域吸收知识，靠另一领域生恨发怒，靠第三个领域渴望获得食物、各种快乐的机会以及所有诸如此类的东西。

（二）政治社会整体作为一种超越性（真理）代表 沃格林在探讨社会自我解释时就已经指出，符号话语存在两种形态，即已经存在的和由理论家进行批判性阐释的。很多研究在没有一个科学的理论前提下，就强行展开对材料的解释。3个时代分别迎来了俗人的生命、祭司的生命、修道士圆满的生命。[53]参见[美]沃格林口述、桑多兹整理：《自传体反思录》，段保良译，华夏出版社2018年版，第118页。

因而，沃格林的政治科学范式还有一些基本的关于人的前提需要予以明晰。[66]那么，这里提到的灵魂真理到底是什么？ 沃格林以霍布斯的政治理论进行了分析。

二、展开新政治科学的范例：对代表、真理与现代性的分析 《新政治科学》作为《秩序与历史》的前奏，只是初步地勾勒出基本的蓝图，并没有在细节上进行着色。早期古典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认为，历史是循环运动的。他还有一个更大的抱负，就是试图用新政治科学的理论，来为西方现代性文明的危机做一次把脉。[23]同上书，第39～40页。

基本上，我们可以把党作为一个存在意义的代表，人大作为法律意义上的代表。[14][美]沃格林口述、桑多兹整理：《自传体反思录》，段保良译，华夏出版社2018年版，第9页。若要调和个体欲望之人与整体之人的矛盾关系，就有必要引入一个理性之人和激情之人的形象，前者是一种对自身的克制以及对后果的计算，后者则意味着一种奋不顾身的献身精神。所以，找补我们知识结构中短板，也十分有必要。

宇宙论形式是一种对于秩序比较紧凑的表达，而古希腊的哲学人类学真理和基督教救赎论真理的出现，便是在前一种秩序表达基础上的分化。所谓管理也好，组织也好，都是现实中如何指挥人，从而促使人付出具体的实际行动，政治行为方可成立。

这里不合理的技术要点，即是那些思想所要展开的既定前提，即不容被否认和质疑的基础规范。比如，代表制的二分法和代表与代理的区分。

[59]参见[美]沃格林口述、桑多兹整理：《自传体反思录》，段保良译，华夏出版社2018年版，第128～129页。此种方法倡导通过对经验和现象进行观察、归纳来获得客观的知识，反对形而上学的抽象思辨。当然，对于文本的理解固然重要。沃格林认为，关于代表制的通说并不能提供关于代表的本质性知识，而只能停留在外部描述的层面，比如民主选举制度、政党制度等。现代性与‘时代危机——西方文明丧失了曾经公认的目标，即行动的正当性来源。这种方法，在韦伯的社会科学方法论及其研究中达到了顶峰。

在历史上，早期古罗马和古希腊一样都是信奉多神教的社会，但起源于犹太教的基督教却是一个一神教。刘刚：《现代政治代表的历史类型与体系结构》，载《中外法学》2014年第3期。

[82]是否也可以针对我们公法制度中某些特定的概念范畴、观念体系和研究方法，作一些此类的研究？ 注释: [1]参见[美]沃格林口述、桑多兹整理：《自传体反思录》，段保良译，华夏出版社2018年版，第1～3页。[58][美]沃格林口述、桑多兹整理：《自传体反思录》，段保良译，华夏出版社2018年版，第128页。

根据掌握上帝过程中占主要地位的禀赋不同，可以分为几种类型的灵知主义。孔德主张，社会理论的任务就是发现社会世界的永恒规律，基本方法是开展调查（观察、实验、比较和历史研究）和建构理论，前者可以提供经验材料，后者则将社会的永恒规律给揭示出来。

比如，世俗时代的知识分子通过思辨可以发现历史进程的秘密。在这个意义上，新的政治科学要反思一些符号话语——包括各种政治思想（思想家的、政治家的）。更重要的是，代表制作为一种符号话语，按照沃格林的框架，实际反映了社会对于存在状态的一种自我解释和意义赋予。[61]灵知主义在中世纪晚期开始，在寻求历史确定性的过程中，不断转向历史思辨。

[25]另一方面，代表是与归责联系在一起，与代理是相互区分开的。灵知（gnosis）是一个希腊词汇，是指一种可以直接‘看到的客观事物，而且可以运用直觉的确定性去掌握的知识类型。

为了进入存在，一个社会必须通过制造一个行动的代表来连属其自身。黑格尔的自由、自我反思以及精神实现的3个阶段辩证法。

[67]这里可以摘录一段霍布斯对于自然状态下人的描写： 所以在人类的天性中我们便发现：有3种造成争斗的主要原因存在。其三，重新确立一套思维框架，寻找一种可被容易理解的，包容复杂现象的一套历史秩序。

这里可以复述一个思想家的原话。进入专题： 沃格林 新政治科学 社会自我解释 公法人 。[73]如果沃格林能够活得久一点，也许可能会赞同福山的此种论证。事实上，现代灵知主义的诸多版本都受惠于神学观念。

此时，具体的人的需要如何被关照，就需要有对人的知识以及宪法（整全的人）和部门法（拆解的人）在人的多向度这个层面的理解。（2）产生了关于领袖的符号，包括宗教改革中对于圣灵式人物、属灵的人、新人、世俗化时代中超人等。

尤其是对那些在现代性展开过程中所出现的思想理论，对它们的审视其实也构成了对现代性反思的一扇窗口。[77] 那么，这些对人的理解，是否可以转化为对人与公法的讨论呢？显然是有可能的。

政治科学研究应该关注这些社会自我解释的意涵、渊源和流变。这两种假设导致的问题是：对现实的研究，只有在运用自然科学的方法时才有资格称为科学，以其他术语表述的问题都是虚假问题，尤其是不该问不能用现象科学的方法来回答的形而上学问题，不能通过典范方法来探索的存在领域是不相干的，或者更极端地说，这种领域并不存在。